“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董坤研究员做客“木樨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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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年06月11日 08:45


 

2019年6月4日晚,中国人民公安法学院举办的木樨讲坛“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系列讲座第二讲在木樨地校区主楼420会议室顺利举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编译部副主任、研究员董坤老师莅临我院,以“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侦查法学研究的新问题”为题,为我院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讲座现场)

我校法学院院长李玉华教授担任此次讲座的主持人,法学院白俊华教授、陈志军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评议人。

(主讲人与出席教授、教师合影)

讲座前,李玉华教授对董坤老师作了简要介绍。董坤老师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编译部副主任、研究员,其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攻读完侦查学博士学位后,又赴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后学位,曾是台湾高雄大学访问学者,并担任常州大学特聘教授,2017年被评选为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学术造诣很高。

董坤老师的讲座首先简单分析了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后当天生效的原因,认为这主要是为了紧急解决速裁程序试点即将结束之后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上的法律依据问题。随后,董坤老师主要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监察法出台后侦查权的配置和调整问题、缺席审判程序三方面,提出了新刑诉相关法条在侦查阶段的适用中可能出现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对侦查工作的影响,董坤老师主要就新刑诉第182条第1款提出了有关的侦查问题。现行刑诉第16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可撤销案件的情形,相比之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第182条第1款可以撤销案件的前提是有犯罪事实。该条表明,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的条件包括:第一,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第二,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第三,经过最高检核准。如何理解“重大立功”呢?董坤老师认为,此处“重大立功”宜理解为本身犯罪情节并不轻微,多为减轻处罚情形。其分析原因道:《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即酌定不起诉。既然检察院可以直接决定不起诉,为何还要多走一道向最高检报请不起诉的程序呢?因此,关于“重大立功”应该做一个限缩解释。此外,该如何理解第182条第2款中的“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呢?董坤老师以“葛兰素史克案”为例引申了出罪事由之一,即该款的“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经查,法条中很少直接提及“重大利益”,但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而《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8辑【第111号】李小平等人故意伤害案中则指出了“案件特殊情况” 一般应是指涉及政治、外交、统战、民族、宗教等国家利益的特殊需要。因此,对“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可以依此作类似的理解与解释。最后,董坤老师还解读了第182条第2款中的“报批手续”。按刑诉法规定,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公安机关可以申请复议、复核,被害人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自诉。那么在第182条第2款中最高检察院批准撤销案件或不起诉后,公安机关和被害人还能否行使上述权利呢?董坤老师认为,首先,撤销案件的报批手续不是由公安部批准,而是由最高检批准,因此公安机关和被害人不能行使上述权利。同理,检察院也不能对撤销的案件进行立案监督。那么如果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能否重新立案侦查?董坤老师对此亦持保守的否定观点。董坤老师认为,除上述问题之外,新刑诉第182条第2款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监察法出台后侦查权的配置和调整问题,董坤老师主要解读了新刑诉第19条中检察院立案侦查权的有关规定。与旧刑诉相比,检察院保留了两类侦查权,一类是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过程中的立案侦查权,即对司法工作人员的14个罪名进行立案侦查。对这14个罪名,刑诉法规定的是“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也即必要时也可以由监察委立案调查。对此,最高检作了有关解释,一般而言这14个罪名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但当“检察机关在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嫌监察委员会管辖的职务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与监察委沟通。认为全案由监察委员会管辖更为适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案件,将案件和职务犯罪线索一并移送监察委员会,并及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院的另一类侦查权是机动侦查权,主要包括公安机关不愿侦查的案件,即有案不立的案件,以及公安机关不宜侦查的案件。司法实践中,各检察院对上述侦查权的行使概率极低,这便引申出侦查权的配置问题,即由侦查权而引发的级别管辖和内部分工问题。关于级别管辖,高检院认为,针对这两类案件,尤其是第一类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14个罪名的案件,原则上由市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一方面,这是实践案件少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也主要是为了防止基层检察院以立案侦查促压监督,回应公安机关和法院的质疑,保障诉讼监督与侦查分离;同时,其还是为了便利侦查和审判,如逮捕的执行,法院的回避与指定管辖等。董坤老师还提出监察法出台后,要重视公安机关与监察委员会的协调问题。比如,由于公安机关和监察委员会进行立案侦查与调查所依据的法律不同(分别为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按照旧刑诉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可以进行案件的移送,但监察法和新刑诉实施后,当侦查调查过程中发现涉嫌罪名的立案主体不适格,就可能延伸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问题(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过程中律师不能介入),或者国际不认可监察调查程序而不同意协助发布 “红色通缉令” 的问题等。因此,董坤老师认为,不能将监察法的“调查”与刑事诉讼法的“侦查”混为一谈,而应有所区分,当不同立案机关发生冲突时,要注重两机关之间的协商协调。

关于缺席审判程序,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缺席审判程序与普通程序(立案侦查、起诉)的衔接问题,第二是缺席审判程序与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的关系,第三是三类缺席审判程序之间的区别。关于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审前程序公安机关侦查缺席审判的案件与侦查犯罪嫌疑人在案的普通案件有什么区别?首先,由于缺席审判程序针对的犯罪嫌疑人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的外逃人员,证据收集难度较大,因此侦查应尽量简化证明难度,降低证明标准,但又不能与传统的证明原则相违背,故这其中的具体操作实施值得期待。其次,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案件在侦查阶段要注意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如知情权、辩护权等,这也是为了获得国际对我国缺席审判程序的认可进而提供国际追逃追赃协助而作出的强调与努力。

主讲环节结束后,李玉华教授对主讲内容进行了简单总结,并主持现场师生互动环节。期间,参加讲座的同学们踊跃发言,董坤老师亦对每个同学的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拓展性的详尽解答。

(现场提问环节同学发言)

最后,白俊华教授和陈志军教授分别对此次讲座进行点评。白俊华教授表示,监察法的出台与实施对刑事诉讼法产生了方方面面不容小觑的影响,董坤老师很好地从各个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出发来解答各方面的衔接问题,法条看起来很“骨感”,其实很“丰满”,从董坤老师对法条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法条背后都蕴涵了丰富的背景与理论知识,我们在研究问题的实践中应重视从法条出发。陈志军教授表示虽然自己从事的是刑法学研究,但今天非常庆幸来听了董坤老师的讲座,其为我们传递了一个讯号,就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融合,比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法中坦白、从宽制度的衔接问题等,这是符合国际“刑事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趋势的。此外,两位教授均表示,近期法学院成功举办的“木樨讲坛”系列讲座,增添了学术氛围,希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学生亦能像优秀毕业生董坤老师一样在法学研究领域有所造诣,发光发热,为母校争光,为中国法治事业的长足发展做出贡献。

(白俊华教授点评)

 (陈志军教授点评)

                                    (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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